从广义视角审视“最初的中国”

　　广义上的“最初的中国”

　　关于“最初的中国”的第二种看法正是基于对此文化圈形成重要性的认识。张光直在1986年提出，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因为密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可以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张光直提出这一作用圈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开启了向多民族统一的秦汉王朝发展的“有力的程序”。韩建业则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概念。

　　笔者同样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前“古国”和“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可以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与狭义的“最初的中国”概念相比，这一指代范围广大的文化圈的广义的“最初的中国”是与考古资料反映的中国文明形成历程更加契合的概念。

　　更加契合文明形成历程

　　首先，广义的“最初的中国”更加符合“中国”一词在历史时期最初具有“文明中心”内涵时指代的范围，正是此范围内各区域文化自5000多年前因互动形成的地理和文化共同体（而非此范围内的中心地区）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其次，广义的“最初的中国”形成后，其范围内的所有重大社会变革均需要在“最初的中国”视角下才能被正确解读。距今5300年以后，良渚文化正是因为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整合凌家滩遗存和崧泽文化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宗教资源，才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的衰落如一石入水，激起层层波浪，陶寺文化才完成了早期国家的建设。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也是在陶寺和石峁的冲突、东部各龙山文化复杂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完成的。商、周两代王朝的建立，也是在“最初的中国”内区域互动的视角下才能被全面阐释。在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中，“最初的中国”的地理中心地带并未一直处于引领周边的强势核心地位。

　　最后，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就是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最初的中国”范围内展开。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孕育出被苏秉琦称作“理想的中国”的完成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周人才能在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此“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放眼世界，在疆域上可以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周朝建立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

　　由此可见，广义的“最初的中国”概念是认知中国文明独特形成道路的关键，也是建立苏秉琦倡导的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真意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1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