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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过去、现在与未来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2/3/21 来源:陈胜前 浏览:次 字号:

摘要:百年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反思与展望有利于我们把握前行的方向,也有利于研究者的道路选择。生长点作为学术发展的指针,是考察一个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有效概念工具。百年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若干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有其生长点。一脉相承的同时,不同阶段具有与其时代相应的学科生长点。通过生长点的回顾与展望,由此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路径、现实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考古学的发展是学科内外关联的产物,外部关联包括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内部关联是指学科理论、方法与材料之间矛盾[1]。考古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显示,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尽管学术研究是连续的过程[2]。不同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有其侧重点,它们会引领一个时期学科的发展,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学科的“生长点”。把握学科发展的生长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学科发展的趋势,避免学科研究的“内卷化”——尽管投入不断增大,但是所得认识上的进步越来越缓慢。在科学发展史上,如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体系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执着于旧体系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研究停滞的困难。就研究者个体而言,无不希望自己处在学科的前沿,也就是学科生长的地方,为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学科生长点的考察关乎学科整体以及研究者个体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百年的历史,回首过往,考察现在,展望未来,恰逢其时。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关节点上,新兴的文化自觉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处在一个转型的关头。审视学科发展的角度多种多样,这里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希望能够有益于学界的相关讨论。

一 过往中国考古学生长点的回顾

有关过往生长点的考察是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实现。因为学科的发展都已成为既定事实,生长点早已湮没其中。好在早期的中国考古学发展领域有限,关键的事实并不多,考察大体可行。张忠培曾用六大标志性事件来描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3]:(1)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序幕;(2)1931年梁思永揭示后岗三叠层,代表中国考古学者开始掌握考古地层学;(3)1948年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标志考古类型学的成功应用;(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学文化理论的运用开始普及;(5)1975年苏秉琦推出区系类型理论,成为指导考古工作者构建中国史前史的理论框架;(6)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与大课题》,指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如何转向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每一次标志性事件都可以代表一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并与一段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联系在一起。

百年中国考古学始于1921年,这一年不仅有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而且也是发现周口店遗址的年份[4]。与此同时,桑志华、德日进等发现与发掘水洞沟、萨拉乌苏遗址[5],中国旧石器考古正式拉开序幕。这些都是以田野考古发掘来定义现代考古学。如果把这个定义拓展一下,把田野调查也包括进来,那么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要追溯到1900年前后,其标志就是三个重大的田野调查发现:(1)敦煌古卷;(2)安阳甲骨;(3)流沙坠简。这三大发现都与文字材料相关,考古工作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由此可以确认商王朝的世系,利用地下出土资料证明了古史文献的记载[6]。伴随着文字资料出土的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物质遗存,实物材料研究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考古学定义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物质遗存去研究古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1900年前后,中国考古学已经登上舞台。20世纪初的中国,国事衰败,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主动的考古田野调查与发掘都是外国人做的,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发掘则要从1926年的西阴村发掘算起。简言之,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是从实物材料的主动调查与发掘开始的,即田野考古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1949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是由数个重要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串联起来的,其中包括周口店、殷墟与中瑞西北科考。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由中外双方合作进行,这样的合作培养了裴文中、贾兰坡等第一代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殷墟的工作则由中国学者主持,这里就像一所培养中国考古学者的学校,训练了一批考古学者。同时,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逐渐形成,标志就是后岗三叠层的识别。而中瑞西北科考团代表中国自身学术力量的崛起,中国学术界在科考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中坚持主权,改变了西方殖民势力长期主导中国考古学的局面。1949年以前是中国考古学的起步期,以田野考古为中心的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取代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位置。如果要归纳考古学的生长点的话,田野考古无疑是最明显的。这其中以重要遗址的持续工作为中心,训练队伍,发展研究,已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尽管1949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还只是刚刚起步,但它所产生的“创建者效应”(founder’s effect),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影响深远,如旧石器考古长期被视为自然科学,划在地学领域中,因为早期旧石器考古主要由有地学背景的研究者研究的。不过,这其中真正影响中国考古学特色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导向。中国考古学研究可以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时间框架与时代背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但在中国当时发展落后的大背景下,这也成为中国考古学落后的标志——太依赖文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前学者往往都有非常好的文献功底,不论是本土学者还是有留学背景的,这一学术功底后来几乎再也无法复制。与之相应的还有对传统物质文化的熟悉,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比较传统。这个阶段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和文献传统和物质文化传统结合较为密切,由此构成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之外第二个生长点,也是内在于中国考古学的生长“基因”——历史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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