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发现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

——编  者

　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公元前6500年的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北红花套出土的公元前4200年的石斧，河南洛阳王湾出土的约公元前2200年的镂空陶器座……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古代中国》第一单元“远古中国”中徜徉，我们即使对考古知之甚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考古人近百年来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这三个遗址都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当年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考古的地方。

　严文明先生从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北京海淀蓝旗营一间普通的住宅，不大的书房，88岁的严文明先生从他用力最深的仰韶文化开始，讲述自己的考古故事。

　　中国考古从一开始就在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从1921年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百年。这百年间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严文明先生从书房摆满考古报告的书架上取出新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给我们看，“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仰韶的考古报告，它就是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就探讨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中国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虑，起点相当高。”

　正是在这样的高起点上，我们有了夏县西阴村的考古，有了殷墟的考古，有了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黑陶的发现。“梁思永先生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最底下是仰韶的红陶彩陶，中间是龙山的黑陶，最上面是晚商殷墟的灰陶，清晰的层位基本讲清楚了几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主要还是在1950年以后展开的。1958年严文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1964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严文明将它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先生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还建议我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

　“那时已经有了半坡和庙底沟的重要发现，但相关基础性研究不够，比如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争论很多，仰韶文化有哪些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哪个早哪个晚，还是基本同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促使我开始研究仰韶文化。”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苏秉琦先生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严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1989年严文明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严文明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影响至今。

　　稻作起源研究将长江文明展示给世界

　仰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1974年严文明先生有机会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做考古，长江史前文明进入到他的研究范围。经过多年的考古，长江史前文明的面貌逐渐清晰。

　“我家里种了30亩地，从稻谷的发芽到育秧、插秧，从除草、车水到最后的收获，我都实际操作过。那时我们有早稻、中稻、晚稻，还有灾患时救急的60天就能收获的60天稻，这些稻谷我拿到手里一看就能分清。”严文明生长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边，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有深切的体会与难以割舍的情缘。

　水稻什么时候起源？在哪里起源？这是世界关注的学术课题，而严先生给出了一个考古学家建立在大量考古发现之上的充满辩证思维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发现了河姆渡，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稻谷，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4500年。这些稻谷的形态已是成熟的栽培稻，还有很多农具，这就引导考古学家继续往前追，于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类似的稻谷遗存，年代为公元前6000多年，距今8000多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呢？严文明先生担任领队的中美联合考古队，1995年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进行发掘，发现了更早的稻谷的植物硅酸体，证明在距今约1万年，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后来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3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了跟稻子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2万年。